台湾神剧《生死接线员》“赶在丧钟响起前，与死神做最后的交易。”

大肚蝈蝈

原创：艺小萌
首发于公众号：会点儿电影



在台湾，器官协调员又被称作“护理协调师”。


他们的工作是寻找潜在器官捐献者，在确定器官来源之后，辅助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的工作。


即便在信息爆炸式传播的今天，他们仍然是一种陌生且尴尬的存在。


有人认为他们辅助器官捐献的数量是工作业绩，器官协调员以此获取更高的工作酬劳，罔顾濒死患者和家属的感受。



但是偏见却只是器官协调工作中众多困境之一。


器官捐献的最佳来源是脑死亡的患者。


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患者的心跳、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一系列药物和先进设备加以逆转或长期维持。所以在外界设备的辅助下，脑死亡者依然有生命体征。


如果脑干发生结构性破坏，会直接导致呼吸功能停止，无论采取何种医疗手段都无法挽救患者生命，停止手法或机械呼吸后，必定在短时间内心跳终止。


这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脑死亡”。


如何在这种时刻劝说家属进行器官捐赠，无疑是劝捐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台剧《生死接线员》真实向我们展现了的剧中主角——护理协调师们面临的困境。


家属不愿接受仍有呼吸的亲属已经濒临死亡，更不愿意亲笔写下“自愿放弃治疗”，似乎签下同意书的自己才是杀死患者的“刽子手”。




而协调员要做却是宣告奇迹的幻灭，让家属接受患者的客观情况，甚至还要在这种悲痛的时刻让家属放下芥蒂，接纳器官捐献的建议。


纪录片《医者——重生》把另一重苍白的现实放在了观众面前：


崇高的意义和成就感之外，是器官捐献极低的成功率。




王璐作为北京佑安医院的器官协调员，要在器官功能具有活力的短时间内完成所有工作。


供体无法及时运输；受体无法及时手术；器官加速衰竭；手续流程耗时过长……


每一项意外都会增加器官废弃的可能。



器官一旦废弃等同于宣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徒劳，然而接受这种打击是协调员的工作日常。


《人间世——团圆》介绍了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即：捐受双方互不知晓对方信息。





这样的原则规避了潜在的伦理问题。


但是在情感上，悲痛的捐赠方，却不能直接分享到受赠方的重生希望，受赠方也无法直接向捐赠方表达感谢。


当捐献完成，协调员依然在承担桥梁的责任，关怀家属，传递情感。器官协调员“死去活来”的工作日程每天都在循环，他们身上永远背负着我们无法想象的重压。




一边面对生命的逝去，一边传递劫后重生的希望。

一边对抗传统的观念，一边负压解释死亡的真相。

一边接受负面的质疑，一边带着积极向上的勇气。

他们是和死神做交易的人，他们也是生命的摆渡人。



延伸阅读
器官捐献的背后：生死摆渡间
死去，活来。这是结束，也是开始。

无影灯下，临床医生、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红十字会的见证人员以及捐献者家属向躺在手术室中央已经判断为脑死亡的捐献者深鞠一躬，哀悼致辞：“感谢他为拯救他人以及为我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随后，撤除心肺支持系统，仪器上的折线逐渐拉平，两分钟的确认时间后，医生正式宣布患者死亡，开始器官获取手术。
获取的器官被转移到隔壁等待器官移植的手术台上，也可能，完成冷灌注的器官正由医护人员护送，根据系统之前的分配，通过绿色通道，争分夺秒去往中国任何一个有该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成为某一个配型成功的幸运者的幸运“礼物”。

另一边，捐献者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医护人员会为他缝好伤口，恢复遗容，办理后事。
“咱们国家器官捐献是无偿、自愿的，您可以先了解一下。如果完全拒绝，我们充分尊重您的意见，如果想再了解，之后可以继续和我们沟通。”从事协调工作的两年来，朱玉娟遇到每一位患者家属，几乎都会重复这样的话。

在做专职协调员之前，朱玉娟是兰大一院普外五科移植科室的一名护士，对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并不了解。2013年，甘肃省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运而生。彼时，省内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兰大一院、二院与甘肃省红十字会一起，陆续开始培养自己的专职和兼职协调员队伍。

“没有供体就没有受体，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其他地方都有这个团队，我们甘肃也得主动去做。”经过医院两年的观察与推荐，2018年，朱玉娟考取了国家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从科内的一名护士正式成为专职协调员。

两年来，朱玉娟的主要工作是和省内各地的医院对接，发现身患重病、生存无望的潜在捐献者，出入重症监护室，协助家属在患者去世后做出同意捐献的决定。

“你是觉得我们家办不起葬礼吗？我们为什么要走这一条路？”

“你们图什么？”

对于包括朱玉娟在内的全国两千多名协调员而言，和家人沟通，往往是整个流程中最困难的一部分。
由于可以进行器官捐献的范围相对狭窄，适合捐献的对象多是发生了突发事故——被拉到医院抢救时心跳还在，但是大脑已经丧失功能。“这个时候是家属最悲痛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愿接受这个人不可避免要死亡的事实，这时你跟人家谈这个事，人家会觉得，我们家人都已经这样了，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说这种话？”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兼职协调员李莹说。
传统观念里，对“死”的认知是心跳没停，人便没死。“但其实如果能够理解‘脑死亡’这个概念的话，就会知道其实脑子死了，人已经死了。”李莹解释道。脑死亡患者的呼吸和心跳由药物和机器维持，一旦撤除，心跳立马停止，器官会在五分钟内死亡，即便不撤除，也坚持不了太久，机体注定会死去。

因此，协调员们需要在心肺系统尚且维持着生命体征的两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与死神赛跑。而这段时间于病人和家属而言，生死一线相隔。当亲人躺在病床上痛苦时，即便医生已经多次告知：人已经没救了，家属们往往想的还是怎样能让他们的人好过来。协调员却要来告诉家属：人已经救不了了，器官还可以救，还能救别人，得撤除支持系统……

怎样和家属开口，是对协调员沟通和承受能力的一次考验。
器官捐献工作的艰难开展，跨不过去的，是中国人的“生死观”，是公民心里对生死意义的建构。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器官捐献，甚至登记都不愿意，他们觉得晦气。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死轮回是一个正常的生态链，就看你怎么看待它。可当我们去跟大家讨论这种观念时，很多人都不愿意提。”在负责器官捐献、组织开展宣讲工作的四年里，刘江接到过登记者妈妈的电话。通话中，家属情绪激动：“我是坚决不同意（我女儿做）这个事情的，你们马上给我撤销，不然我去告你们。”没来得及给对方讲一次捐献的流程，电话那头的人已经情绪崩溃，“她在电话里哭了。她觉得，登记了就要捐，是活体捐献。母亲希望子女能健康活在这个世界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也是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当他们持着的是一种怀疑和害怕的态度时，是不会支持这项工作的”。

“所谓全尸是什么？”李莹问道。

李莹认为，根子在死亡教育这里。“从小没人教你什么是死亡，怎么对待死亡。全尸只不过是一个说法，不愿意承认的，只是最亲最爱的人的死亡。”

朱玉娟曾遇到过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被确诊为脑死亡时，父母下定决心要做捐献，“我不想我的孩子这么小就啥也不剩了，想给这个世界留点东西”。

“得接受死亡”，谈到生死观，朱玉娟说，“死了就是死了，只要他活在人们的心里，躯体最终是什么。难道你就忍心把他埋在那里腐烂吗？或者难道你就忍心把他一把火烧了吗？”

有人选择留下他的眼睛，继续观察着世间的美好；有人选择留下他的心脏，让别人带着它继续跳动；也有人选择留下整个遗体供医学研究，对医学的突破做出贡献。

2020年，是中国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从2015年1月1日，中国向世界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之后，公民的自愿捐献成为器官捐献的唯一来源。器官移植的希望，不应该在刑场，而应该在医院，阳光下合法合规的捐献将带来新的生命。
在中国，每年有30万人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徘徊，只有1万余人能通过移植的器官重获新生。30:1，是努力之后的结果，数据的背后，是一场场生命的接力。
时代在改变，生死的议题不应该变成刻板的禁忌。每个人都有选择处理自己后事的权利。死亡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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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onhe

楼主发贴辛苦了，谢谢楼主的精彩分享！我觉得慢慢游是注册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