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四位日本密友

大肚蝈蝈

孔祥新/文 2018.11.10 19:57 原创发表在 猫眼看人

林肯：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日谍在中国（1895——1945）》详细记录了日本如何在上述50年间，运用间谍这支“军刀后面的暗箭”，对中国政治、军事、文化乃至民情的渗透、影响。期间，日本曾多批次地向中国派遣大批文化间谍。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作者王向远）：在侵华战争中，大多数日本“文学家”积极“协力”侵华战争，形成了一支以笔为枪的特殊部队——“笔部队”。他们有的应征入伍，成为侵华部队的一员；有的作为“从军作家”开往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在其所炮制的侵华文学中，或丑化中国人民，写他们如何愚昧野蛮……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先生有四位日本密友。


    第一位：羽太信子
    大凡研究过鲁迅的人皆知，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成仇的罪魁祸首。
    成见之说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成见：鲁迅看不贯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害得他没钱买烟。羽太信子想独霸家政，羽太信子污蔑鲁迅，兄弟反目。
    此种成见为鲁迅自道，情妇许广平作证，儿子海婴支持此说，也为新中国政权所钦定。
    此种成见绝无成立的理由。鲁迅的月收入有三百元，周作人的也有此数。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周家兄弟的年薪达1000000元之多。这不包括两人写作的稿费，和同时在七八个大学任教的讲课费。可作比较的是，当时一个低层北京市民的保障收入是每月两元钱，一个交警月收入四元钱。鲁迅竟然说信子大手大脚，害得他没钱买烟。鲁迅曾经在北京一个人过了六七年。长年包一台铁皮车供其上下班。教育部有食堂，鲁迅嫌伙食差，与单身同僚一起到大饭店包餐吃。有点毛病就要上医院，进得全是昂贵的日本医院和法国医院、德国医院，本国的医院从不踏足。鲁迅反过来却指责信子看病找日本医生。之后与许广平在上海生活时，是上海大剧院的长客，逢有外国电影必定捧场，还经常坐轿车绕上海市兜风。他的生活态度是“挣钱有方，花钱无度”。
    第二种成见：羽太信子向周作人诉说，鲁迅偷看她洗澡，兄弟反目。
    在日本仙台学医时，鲁迅曾经很兴奋的给老友许寿棠写信说：“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日本有男女同浴的风俗，一个大池子只是中间隔了块矮板。只要略微登高点就能尽览春光了，鲁迅信中说的就是这事。一起去日本留学的郁达夫，也在其作品《沉沦》中，详细地描写过偷窥女孩子洗澡，偷听男女野合，勾引下女。偷看女人洗澡是留日学生的共同爱好，鲁迅也概莫例外，因为他是个正常的男人。鲁迅泡日本下女的事，还让鲁老太太操了好久的心。
    这种成见完全低估了高级知识分子周作人的智商。而且，就是偷窥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过错。当年郁达夫公开偷窥的事，被人攻击时，周作人曾挺身而出写过一篇《〈沉沦〉论》为其辩护，在同样留学过日本的周作人眼中，偷窥完全算不得一回事。尽管偷窥对象不同了，但这也不足以引来周作人对鲁迅的终身恨意。甚至在鲁迅病故前后，都拒绝探视，拒绝奔丧。
    第三种成见：鲁迅偷听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房事，被其识破。
    这种成见，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不值得一嘘。
    竟有人考证，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住所环境，绝无偷听的可能。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的学术论文，更是笑话中的笑料。
    第四种成见：羽太信子为彻底摆脱与鲁迅的情人关系，向丈夫道出实情，兄弟反目。
    其证据：从1912年至1918年，鲁迅给羽太信子写信42封，收羽太信子信35封。另据鲁迅日记记载：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除每月给绍兴家里寄生活费外，还每月到日本银行给日本东京的羽太信子的父母和弟妹寄钱，除固定的生活费，还负担羽太信子三妹福子的学费。直到1925年，鲁迅与周作人绝交两年后，羽太重久还给鲁迅写信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谢。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很奇怪，为什么鲁迅要给信子娘家寄钱？而且是单独寄钱，并没直接把钱交给二弟周作人，以周作人名义寄钱不是更名正言顺吗？
    信子即为鲁迅在日本所泡的下女，而且被信子套牢，因其本人有婚约在身，只得承诺为信子娘家负责，并主动介绍二弟作人与信子相识，让二弟“接春”。到八道湾后，信子近在眼前，相处日久，鲁迅旧情复燃，进而让信子一人侍二夫。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鲁迅在日本期间与羽太信子有染很有可能，但在北京期间，鲁迅与羽太信子再有苟且之事，绝无可能。这是社会大环境和家庭的小环境以及鲁迅的教育部官员和大学教师身份所决定。兄弟反目前，鲁迅最关爱的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在日期间，主要和鲁迅生活在一起，即使鲁迅与羽太信子有一腿，周作人应该知道。
    第五种非成见：权衡主义哲学创始人孔祥新认为，胁制周作人和鲁迅，为日本全面侵华提供文化服务，是羽太信子的特殊任务。
    日本人若有意策反周家兄弟，羽太信子是最佳人选。
    鲁迅1904年仙台弃医后，1909年回国，在日滞留5年，除流浪生存外，译过几篇外国作品，但终不能以此为生。
    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鲁迅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表面的狂放，掩盖不了内心的颓废。不到四十，鲁迅就自称“老头子”，以“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来消磨时光，自己曾写道：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8年，同在日本留学的老友钱玄同，跑来看望鲁迅，此时钱玄同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见鲁迅闲极无聊地钞古碑贴，于是力劝鲁迅为杂志投稿，以解苦闷。鲁迅答应了，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不是出于十几年前，就定下的要拯救国民精神的豪情。
    1918年4月，发表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狂人日记》，直接翻译苏联作家果戈里的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正宗的翻译之作，绝非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人创作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白话已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看看鲁迅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应该知道。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时，若声明为翻译之作，鲁迅当无可厚非；否则就是赤裸裸地抄袭。鲁迅开留学生抄袭作品之先河。
    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激励鲁迅以中国元素加骂人艺术，使其一举成名。历史和常识告诉人们，越是被压抑的种族，越是喜爱骂人艺术；越是被压抑的个体，越能创造骂人艺术。
    关于羽太信子，周作人在自己的各种文字中，只提到过一些生活细节。至于怎样与她相识相恋，竟终生没有言及。他一生写日记大致没有停过，本来从日记中应该可以找到很多详细记载，可偏偏从1906年到1911年这六年却没有日记保存。按周作人自己说，是这六年没有写日记。在他自己的《周作人自述》中，只有一句：
    一九○九年娶于东京，有子一女二。
    对他们的婚事，周边的知情者也从没有人提及具体情况。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就是在鲁迅等五人决定合租夏目漱石搬走后空出来的那座大房子的时候，通过房东或别的什么人介绍了刚刚20岁的羽太信子来这里做杂务。
    我们能够证实的是，鲁迅的小弟周建人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周作人）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
    周建人证实羽太信子有日本大使馆背景。
    我们能够证实的是，羽太信子成功策反并胁制了自己的丈夫周作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国民政府派人督促周作人南撤，周作人找各种理由推辞。周作人选择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其后曾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作人七月十八日

    我们所能证实的是，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在场惟一不懂日语的章廷谦后来很含糊地说：“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我们所能证实的是，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是“昏”。从此鲁迅和周作人对其反目的原因三缄其口。鲁迅的一个“昏”字，是对“经济说”“偷窥说”“听房说”和“相好说”的彻底否决。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的《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信子。对昔日的女仆，鲁迅完艺术深奥，也这太搞笑了。
    我们能够证实的是，羽太信子成功离间了鲁迅与周作人，使其彻底决绝。
    从以上的证实我们可以权衡推知：羽太信子应直接策反过鲁迅，被鲁迅婉拒。于是，羽太信子在日本使馆的授意下，成功完成了离间周氏兄弟的完美计划。
    受羽太信子胁制，而又授人以柄，鲁迅无计可施，其压抑感可想而知。
    日本人策反鲁迅不成，而分化鲁迅是必然的；鲁迅与羽太信子决裂，以摆脱日本人的胁制是暂时的。
   

第二位：内山完造
    周锦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提到的“日本军阀对上海文坛的操纵”，倒令人深思：以军部的文化特务内山（内山完造）做主脑，用书店作为机关，先与清闲派文学拉上关系，再以古典藏书与文人学者来往，但这些对上海文坛影响不大。最恶劣的一件事，莫过于操纵鲁迅，二鲁迅到死也不知道被那个日本人利用了将近十年。（周锦：《中国新文学史》315－316，转引自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
    昔日曾经的鲁粉苏雪林（1897年2月24日－1999年4月21日）游学欧美回国后评鲁迅：“李大钊革命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而鲁迅革命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 （《与蔡孓民先生论鲁迅书》，原载1937年3月16日《奔涛》1卷2期）。
    1916年 1月9日，内山与井上美喜子在日本结婚，婚后一起到上海。
    1917年 内山夫妇在上海北四川路魏盛里开设了内山书店。
    1920年 内山提议发起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夏季文化讲座”，请日本大学教授主讲，为期三星期。以后，连续办了几年。
    1923年 内山书店开始成为中日文化人士的谈话场所，内山取名为漫会。出版发行杂志《万华镜》。1924年内山买进魏盛里书店对面的两间空房，书店迁移了营业场地。
    1927年 鲁迅与许广平迁入东横浜桥路景云里23号，在去内山书店买书时，与内山相识，并结下友情。
    1928年 内山书店与隔壁的空房子合并，扩充了店面。
    1929年 5月内山书店迁移至施高塔路11号，现为四川北路2048号。本年，内山开办“日语学会”的日语学习夜校，郑伯奇任校长。
    1930年 初，内山与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脱离关系，内山书店开始大量经销日本的左翼出版物。
    三月十九日，鲁迅因遭当局的通缉，避居内山书店达一月之久。
    五月十二日，经内山介绍，鲁迅一家迁入北四川路194号拉摩斯公寓（今为四川北路2093号北川公寓）三楼四室。
    十月四、五日鲁迅与内山一起在狄思威路812号“上海购买组合”举办《世界版画展览会》。
    1931年
    通过内山介绍，鲁迅结识的日本友人有：金子光晴、前田河广一郎、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铃木大拙、横光利一、林芙美子、新居格、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等。
    一月十七日，“左联”青年作家柔石等被捕，鲁迅处境危险，由内山帮助，于1月20日全家移至花园庄旅馆暂避。2月28日返回寓所。
    四月十一日，增田涉经佐藤春夫介绍来到上海，通过内山与鲁迅初次晤面。
    八月十七日，内山胞弟内山嘉吉来沪，应鲁迅要求，为暑期木刻讲习班讲授木刻技法，鲁迅亲自担任翻译，讲习班为期6天，至22日结束。
    1932年 内山书店开始代理发行鲁迅著作和鲁迅编辑的版画集等书。
    一月二十三日，由内山介绍，鲁迅结识日本女子大学教授高良富，并书赠《无尘》（血沃中原）横幅。
    一月三十日，因“一?二八”沪淞战争，经内山安排，鲁迅举家避居内山书店。战争期间，鲁迅胞弟周建人一家被日本海军陆战队拘禁，经内山完造周旋获释。
    二月六日，鲁迅全家又迁至四川中路内山书店支店避难。
    四月，内山多次保护中国人的行为，招致日军军方怀疑，经朋友劝说，暂回日本。在日期间，内山被邀在各界人士中作“中国漫谈”的演讲。
    四月十三日，鲁迅致内山完造信，婉谢了内山邀他到日本小住的建议。
    二
    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
    “在殖民地的宗主国商人，没有一个不像强盗一样凶恶，贪鄙，残忍，奸诈”(罗曼?罗兰)。中国虽然还不是日本的殖民地，而在中国的日本商人，早已以宗主国自居了。因此，在中国的日本商人，也不免如罗曼?罗兰所说的那样凶恶，贪鄙，残忍，奸诈了，而内山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尤其是凶恶，贪鄙，残忍，奸诈之尤者!
    内山完造，他是日本的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署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来，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是因为他的狂嫖滥赌(他很喜欢赌中国的牌九)，把二千元化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秘密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这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四川路与北四川路开设漂亮的支店了。
    内山完造的手段是很巧妙的，他以“左”倾的态度来交结中国共产党及左倾人物，一方面，可以从这些左倾人物中取得重要的情报；另一方面，借“左倾”的掩护，来进行他的间谍工作。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的一只最好的猎犬。那时候，日本外务省曾召他回去垂询一切，但又恐怕来去太露骨了，所以他自己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由上海领事馆加以“捣乱”的罪名，把他“押送”回国，而实际上是“护送”回国。他在日本的任务完毕以后，又回到上海来了。现在，据说他的内山书店要到南京去设分店去了，这不是他的业务的发展，而是他的间谍机关的扩大。
    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
    三
    1934年《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六期刊登一篇短文《内山完造底秘密》揭露道：“内山完造，他是日本一个浪人，在家乡以贩卖吗啡等违禁品而曾被警察监禁过，因为不容于故乡，流浪到中国来。他初到上海时，曾带了二千元，在上海经营书店事业。但因为狂嫖滥赌（他很喜欢中国的牌九），把二千元花得干干净净。单是书店的事业，眼见不能维持，幸而他神通广大，在领事馆警察署中找到了一个侦探的任务，每月支二百元的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留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使他的书店由魏盛里小房子搬到施高塔路的洋房里，而且在北四川路开设了漂亮的支店了。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一只最好的猎犬。…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仅是一篇普通文章，不一定可靠。但是，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和南京以后，内山完造居然替皇军代为管理商务书馆等中国财产。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了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的民选首领，这些都很能证明内山完造确实是一个很有背景的日本间谍。当时，日本派遣了大量间谍到中国，策划地图，刺探军事情报，收买汉奸，以至于抗战初期，对我方军事行动了若指掌。1934年5月上海《社会新闻》还有一篇短文说，鲁迅与日本间谍内山完造关系密切，是“乐于作汉奸矣。”
    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的自我辩护：……但这“文艺漫谈会”的机关杂志《文艺座谈》〔１４〕第一期，却已经罗列了十多位作家的名字，于七月一日出版了。其中的一篇是专为我而作的——内山书店小坐记白羽遐某天的下午，我同一个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着走着，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议到虹口公园去看看，我的朋友却说先到内山书店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书。我们就进了内山书店。
    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随便翻看着书报。内山看见我们就连忙跑过来和我们招呼，请我们坐下来，照例地闲谈。因为到内山书店来的中国人大多数是文人，内山也就知道点中国的文化。他常和中国人谈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情形，却不大谈到中国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国人对他怀疑。
    “中国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样。‘白发三千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诳！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国的别的问题，也可以以此类推……哈哈！哈！”
    内山的话我们听了并不觉得一点难为情，诗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去批评的。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个暗探，我们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会拿什么话语去向他声辩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谈》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内山所说的那些话。原来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文坛老将”，连一点这样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
    内山还和我们谈了好些，“航空救国”等问题都谈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干先生抄去在《自由谈》发表过的。我们除了勉强敷衍他之外，不大讲什么话，不想理他。因为我们知道内山是个什么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不过，话说回头，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专写三角恋爱小说出名，并发了财的张××，彼固动辄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会在一些小报上泼辣叫嗥，完全一副满怀毒恨的“弃妇”的脸孔，他会阴谋中伤，造谣挑拨，他会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宁，简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恶辣，可说空前绝后，这样看来，高等教育又有何用？还有新出版之某无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内山书店小坐记》一文，公然说某人常到内山书店，曾请内山书店救过命保过险。我想，这种公开告密的勾当，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样。……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著，
    日本讲谈社1942年版《上海霖语》。
    只写文章，不愿教书。别人都在排挤我，我只好洁身引退。所以刚去北平，就有人散布谣言。谣言一直逼迫似的，将我送走。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著，日
    本改造社1932年12月版《上海漫语》。
    你不要亲自来了，这几天你必须消声匿迹……
    鲁迅在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后，四月十二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对刘和珍的死，尤其是刘和珍对自己崇拜，似乎悲痛欲绝。文中居然有这样的文字来说中国：“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等等中国人是具有最坏的恶意的，中国的文人是阴险的，中国军人是屠杀妇孺的凶手，整个中国是个似人非人的世界。——还有比这更坏的国度吗？最后，鲁迅说，“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断言中国是衰亡之民族了。可是，说到“沉默”却有点儿莫名其妙。师生和社会各界纷纷起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了，怎么还能说是“沉默”？如果，说是“沉默”的话，那只是鲁迅自己——一个死抱住职位的北洋政府内的小科长。问题的关键是，刘和珍他们为什么要去请愿呢？事实上，刘和珍和学生们去请愿是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我塘沽的，然而，文中却没有一字谴责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军国主义，通篇文章只骂临时执政府，对日本鬼子却无半点不敬。光骂为虎作伥的奴才，却不骂主子，也够意思的了。尽管如此，还是深怕造成日本方面的误会，几个月后，急急忙忙抛出了《藤野先生》一文，详述了自己对日本恩师深切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在全中国对日本侵略野心极度痛恨的时候，居然有个中国人出来说这番话。日本的谍报机关很容易嗅出，向他们献媚信号，这样的人在当时是实在太少了。鲁迅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久，一个叫清水安三日本人，把鲁迅推荐到上海的内山完造那里。有了清水安三的推荐，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到达上海，仅隔了一天，10月5日就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去“买书”，此后，又在8日和10日两天继续到内山书店，而在12日，一天之内竟两次造访内山书店。而且，买好书后并不离开，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要书店把书送到他家里，显然是在等待老板出现。内山完造经过观察后，确认鲁迅有高度诚意，于是出现了。鲁迅如愿以偿的接上了头。以后，内山完造在书店里专门为鲁迅准备一张藤椅，放置在隐蔽角落，以避人眼目。
    鲁迅与梁实秋争论了好多年，梁实秋责问他，“你这也骂，那也骂，那么什么是你主张的呢？”鲁迅回答说，“有一种主义我不骂。”梁实秋又问他不骂的是哪一种主义？鲁迅避而不答。事实上，鲁迅对日本军国主义倒确实是不骂的。
    九
    七月十一日，鲁迅为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书《一二八战后作》和《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诗，托内山书店寄去。
    1933年 二月，日本改造社特派记者木村毅来华采访萧伯纳，鲁迅受内山委托，安排他与萧伯纳会面。
    七月三十日鲁迅撰《伪自由书?后记》，文中辩驳了外界对内山的谣传。
    十月十四日、十五日鲁迅与内山在千爱路40号举办《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会》，次日两人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参观《MK木刻研究社第四次展览会》。
    十二月二、三日鲁迅和内山在老靶子路40号（今武进路183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
    1934年 二月五日鲁迅和内山在新半斋会见惠川重、山岸盛秀等日本文化人。
    八月二十三日，因内山书店两名中国店员参加社会活动被捕，鲁迅离寓至千爱路3号内山家暂避，二十四日鲁迅在内山家会见日本井上芳郎等人。九月十八日回寓。
    1935年 内山完造著作的《活中国的姿态》在日本出版。二月内山在《改造》月刊2月号上发表《上海生活20年》一文。从此，他撰写的“中国漫谈”陆续在上海发行的日文报纸上发表。
    三月五日鲁迅作《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六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将领方志敏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和遗信等，托人带至内山书店交给鲁迅，后由鲁迅托人转交中共中央。九月鲁迅着手编辑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后又请内山设法送至日本印刷。
    十月十日东京开设内山书店。
    十月二十一日应日本朝日新闻支社社长仲居邀请，鲁迅与内山至六三园午宴。
    1936年 一月，日本作家鹿地亘因受政治迫害到上海避难，经内山介绍与鲁迅相识。
    二月十一日内山邀鲁迅和山本实彦“往新月亭食鹌鹑”，主要商谈向日本介绍中国左翼作家及作品事。
    二月十三日鲁迅经内山书店相约，会见了北平东北大学中共地下党员陈蜕（邹鲁风），并代他设法转交中共北方局给中央的密写报告。
    七、八月间，鲁迅因病，经内山等友人劝说，愿到日本疗养，但斟酌再三未成。
    八月二十日内山至鲁迅寓，并赠《活中国的姿态》的中译本《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
    八月三十一日鲁迅托内山致函正在柏林的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并寄《柯勒惠支版画选集》，请他转给柯勒惠支。
    十月二日，《海上述林》上卷印成，由内山书店发行。
    十月十八日凌晨，鲁迅突然发病。六时许，用日文给内山写便信，托他请须藤医生前来诊治。
    十月十九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大陆新村9号寓所逝世，终年56岁。宋庆龄、冯雪峰和内山等闻讯前来向鲁迅告别。同日，组成鲁迅治丧委员会，内山为委员之一。
    十月二十二日在万国公墓举行鲁迅葬礼，内山在葬礼上致悼词。
    鲁迅逝世后，内山书店作为代理发售店，继续发售鲁迅作品和他编辑的书籍。
    1937年 内山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金”。
    36年鲁迅死了，37年日本人来了，鲁迅的弟弟当了汉奸，我们失去了一个证明鲁迅的机会。但是，日本人来了，被鲁迅辱骂成“性变态”的原北大女校长杨荫榆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学生不被日本兵强奸，找到日本宪兵队长那儿斥骂日本人，被日本兵枪杀后一脚踢到桥下；被他诬蔑拿日本经费的陈其昌是在上海搞地下抗日被日本人抓起来装进麻袋乱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曾被鲁迅屡屡痛骂的“情敌”高长虹后来远在法国留学，37年惊闻日本人入侵中国，立马放下手中的工作，辗转数十个国家，行程几万里赶回中国抗日，之间跟随中国军队转战大半个中国，这是何样的英雄赴死壮怀激烈？……
    抗战结束后，中华民国以敌国侨民为由，强令内山完造归国。内山完造回国，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没收，改作他用。至此，内山书店停业。
    回到东京，内山完造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1950年参加创建日中友好协会。1952年声明反对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相互承认。1954年参加接待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1959年，内山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来华访问，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2012年10月，内山完造的《我的朋友鲁迅》面世。
   

第三位：山本初枝
    日本侵华时曾向上海、满洲等地移民几十万，想以此控制中国。为了操控中国的文化精英，日本向中国特别派遣了文化特务，以中日文化交流为掩护。山本初枝就是日本军部派遣到中国的文化特务之一。
    1917年初，鲁迅收到一张来自日本的明信片，署名山本初枝。随后，山本初枝来到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在内山书店，鲁迅见到了自称日本歌妓的山本初枝。从此，内山书店就成为鲁迅与山西初枝幽会的地点。1932年，山本回国，鲁迅与之通信100余封。
    山本初枝（1898—1966），笔名幽兰，日本歌人，中国文学爱好者。曾写过一些不满日本军国主义和怀念鲁迅的短歌。1931年与鲁迅相识。鲁迅直言不讳地对山本初枝说：“孩子是个累赘，有了孩子就有许多麻烦。你以为如何？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但既已生下，就要抚育。换言之，这是报应，也就无怨言了。”！鲁迅常到内山书店，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与山本初枝倾谈，山本初枝就在书店后面。鲁迅给山本初枝写信，其数量在外国友人中仅次于增田涉。在信中，鲁迅无话不谈，内容涉及生活、写作、情感等方方面面，感情亲密，语言真切。山本初枝给鲁迅送过许多东西，如一些水果糖、有平糖、小孩子用的衣服、口琴、脚踏车、自己及家人照片等礼物。鲁迅对山本初枝的礼物，十分珍视。像《版艺术》这本书，鲁迅本来已有一本，后来，山本初枝又给先生送了一本，因为是山本初枝送的，先生正如富翁不赚钱多一样，将那本书珍藏了。相应地，鲁迅精心选择礼物回赠给对方，如精选写信用的笺纸，以使山本初枝能写和歌，留意给山本初枝的孩子正路君买些玩具。鲁迅还书写一笺——《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送给山本初枝。一位气质非凡的日本女性彻底征服了鲁迅。
    在日本胁制鲁迅的阴谋中，多才多艺的山本初枝的作用，不是日本女仆羽太信子和日本书店老板所能取代的。
  


  第四位：增田涉
    1931年春，一位叫增田涉的日本文学青年应内山完造的请求来到上海。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主攻中国文学专业。经内山完造安排，与鲁迅见面，他说非常敬仰鲁迅，特别希望就《中国小说史略》向鲁迅求教。由于内山完造的介绍，鲁迅欣然同意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而这一讲竟然从春到夏，历时一百多天。后来增田涉回国后，翻译了日文《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因其请而为之专门作序。
    增田涉是鲁迅与之通信最多的日本人，其通信数量超过山本初枝。
    山本初枝和增田涉不过是日本人通过日本高级特工内山完造胁制鲁迅的两个重要走卒。
    鲁迅临死前非常暴力地说：“一个都不原谅！”其中应当包括成功胁制鲁迅的四位“日本特别临时工”——终生以特务为职业的，世界罕有。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满族整体降日，中国主权遭遇空前危机之时。鲁迅不争主权争政权，不争人权争私利，这样的“民族魂”，古今中外，鲁迅应是第一人。
    1926年3月18日一早，许广平来到鲁迅家告诉他，准备今天去政府门前游行示威。一向“只吹喇叭，不冲锋！”的鲁迅连忙阻拦，强硬地将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留在身边。果然，游行队伍在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47人死，200余人负伤。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的骨干，本应走在队伍前列的许广平，因鲁迅的阻拦而逃过此难。事发当日段祺瑞赶赴现场，长跪不起，许诺严惩凶手后引咎辞职，并立誓终生事佛吃斋。4月20日段下台。段祺瑞在下台前曾通缉五十位“过激”教授，林语堂问鲁迅如何应付，鲁迅的回答是“装死！”。
    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上台致辞，称鲁迅是一位“战斗者”、“革命家”，学生们听了热烈鼓掌，鲁迅连忙起来声明否认，“绝非战士，更非革命家”。事后鲁迅与人解释时说，“这顶花冠弄不好将来是会被人要了性命的，他们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导致希特勒对苏联的趁虚而入；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彻底诋荡，导致日本和超级极权制度公有制家国或党国对中国的直接入侵。鲁迅受日本人胁制，用文艺为日本人侵华开路所起的作用，要抵的上日本侵华正规军的十个师团。
    鲁迅的唯一伟大英明之处在于死得其所。若八年抗战中鲁迅不死，他也不会公开抗日；若49后在大陆不死，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同上海36位代表人士座谈，罗稷南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鲁迅的狂人个性，吃软不吃硬，极易被人利诱。
    羽太信子、内山完造、山本初枝和增田涉——四位不太高明的日本人，成功胁制鲁迅心甘情愿地做了日本侵华的匕首和投枪，鲁迅自卑而疯狂的个性使然。
    日本大东亚会议于1943年11月5日到11月6日间在日本东京召开，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主导。鉴于鲁迅为大东亚共荣作出的杰出贡献，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在大东亚会议上，授意日本左翼无赖派小说家太宰治创作以鲁迅为原型的小说《惜别》，为大东亚共荣作出杰出贡献中国文人鲁迅立传。
    2011-5-21于东平湖畔帐庐庵书斋
    2018-11-10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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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linlily

楼主如此诚意的分享如此精彩的内容，必须赞！我想我是一天也不能离开慢慢游。